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应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首先，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数量上和艺术上呈现暴发式的增长和质的飞跃，一方面由于思想禁锢的解除，点燃了作家的创作的热情，另一方面，文革十年对人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种劫难对人性畸形变化的影响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写作者提供了广泛的书写空间，这一时期作品大多体现在对文革的反思，其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虽然和建国后十七年的创作高峰不可同日而语，但也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中短篇小说创作异军突起，无疑是个空前绝后的存在，中篇小说八十年代初创作数量暴增，在八三、八四年达到巅峰，短篇小说小说创作高峰应该在八十年代初，虽然在八四、八五年以后创作势头有所减弱，但总体上还是保持着较多数量较高水准。其次，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呈现多样性的艺术特征，起始于七十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在八十年代初也有不俗表现，同时把文字的触角延伸到文革前的"反右"以及此前的"三反五反""大跃进"以及"土改"，评论界把这类小说归类为"反思文学"，而"新写实"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典型性"的反叛，着力表现的是生活中的"细碎""卑微″甚至"艰难"，"寻根文学"彻底摒弃了对生活和历史进行单纯政治层面剖析的创作手法，而把探寻的笔触伸向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结构中去，超越政治批判层面而突入到历史文化反思层面，此外"现代派小说"的出现和"文本实验小说″的问世，使小说的表现形式呈多元化趋势，这些被列为"先锋小说"的范畴，同时，我们也看到，更多的作家是传统现实主义表现形式的坚守者，其间也不乏优秀作品。其三，八十年代文学创作是九十年代文学多元化形成的重要基础，同时也对二十一世纪初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伤痕文学——心灵伤痛的记忆
"伤痕文学”发端于文革结束初期，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始，因卢新华的《伤痕》而得名，七十年代末，"伤痕文学"成为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主要揭露与控诉文革时期的极左政治给人们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创伤，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情绪化倾向，这种表现形式的出现对于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有着重要作用，如果从精神史角度把当代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审视，那么"伤痕文学"就是对于"文革″时期政治意识形态造成的个体生命境遇的回应。这种个体生命境遇之特征在于个体完全被整体压制，自由意志完全为历史理性所剿灭，感性生命完全为冷酷教条所否定。进入八十年代后，"伤痕文学"日渐式微，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有古华的《芙蓉镇》、叶辛的《蹉跎岁月》和辛北《走出迷茫》等，短篇小说有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贤亮《灵与肉》、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等，其中《飘逝的花头巾》和《爬满青藤的木屋》等为代表的作品已经逐渐摆脱七十年代末小说中常见的二元对立结构、口号式的呼喊和光明的结局，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避免高大全的出现。"花头巾"显然有着象征的寓意，它是奋发向上的"旗帜"，并影响了秦江，改变了秦江颓废不思进取的人生，可秦江考上大学后，原先的偶像沈萍却投入欺骗者的怀抱，"花头巾"最终在秦江的心里飘逝。爬满青藤的木屋是偏僻林区守林人的居所，根正苗红的王木通和接受教育的知识青年"一把手"李幸福的对比，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叙事来实现的，潜移默化中，瑶家女盘青青母子信任的天平无疑会向独臂的李幸福倾斜，最终王木通烧荒引燃了林木大火，他嫁祸于人的行径使他卑劣的心态暴露无遗。当然，总体而言，八十年代初这些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并不很多，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伤痕文学逐步被反思文学所取代。
二:反思文学——叙事中的苦难审美
反思文学是以伤痕文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某种程度而言，它所涉及的面更广，对人的心灵震撼更为持久，从伤痕文学的情感性渲泄到反思文学冷静的理性思考，从单一的政治批判到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的全面反省，随着反思文学的深入探索，很多作家把写作的重点转移到对"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问题的思考上。如果说伤痕文学以"情"为美学特征，那么反思文学则以"思"为审美意蕴，当伤痕文学还沉浸在梦魇般的过去时，反思文学已经迅速崛起，反思文学不仅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以反映建国后十七年这段历史为主，而且在于其艺术品位所体现出的反思格调，与伤痕文学重场景、重情绪不一样，反思文学视野更开阔，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