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文学作品适合改编成电影？”余华幽默回答“那种三流小说嘛。”说完，坐在身旁的西川调侃道“自己说完自己乐了”，围坐一起的苏童也不禁一笑。
要说余华、苏童的作品是被改编为电影最为成功的典范，恐怕也不为过。无论是《活着》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中国电影之佳作，同时他们背后的原著小说，更是中国文学不可忽视的明珠。
余华还是这么幽默。
余华曾多次谈论张艺谋改编的《活着》，“假如要找一部最不忠于原著，又拍得最好的电影，肯定就是《活着》了”。甚至在《活着》放映后，有人“挑拨离间”指责张艺谋的“不忠”。余华则十分通透，“只有笨蛋才会忠于原著”，如果电影完全忠于原著，那导演岂不就是“摆设”，一个导演连自己的想法都没有，又何谈创作。
影视剧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一直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很多电影的改编来自畅销书，这在好莱坞电影市场中颇为多见，书籍为电影带来了“流量”，电影也为原著输送了更多读者。当然，也存在电影的成功改编令颇为小众的文学作品大放异彩的情况。当然，不仅是电影，很多影视剧与原著作品之间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化学反应。因此，在改编这件事情上，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
苏童将这种关系赋予了一份浪漫的色彩，“文学与影像的关系，是热烈的情感依恋，是一场恋爱”。
故事制造内核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都在通过各自的语言表达形式向读者、观众“讲故事”。叙事是基础，故事是核心，怎么叙事、如何诉说，则成为作品亮眼的关键。
张艺选择改编余华作品之初，首选并非《活着》。余华曾在80年代尝试不同类型小说，他创作了侦探悬疑《河边的错误》，武侠小说《鲜血梅花》，才子佳人小说《古典爱情》。余华最初拿给张艺谋正是《河边的错误》，张艺谋问余华有没有新的小说可以拿来看看，于是《活着》的清样摆在了张艺谋面前，此后这个故事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余华评价张艺谋是将当代中国作家作品改编成电影最成功的导演。从《红高粱》开始，《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再到后来的《山楂树之恋》，张艺谋为一个个文字故事赋予了视觉化的灵魂。小说中的人物，故事中的情节，开始通过角色的刻画、情绪的表达、镜头的推拉、音乐的渲染，呈现出视觉记忆，从此翻阅小说的时候，读者的面前多了很多具象的“脸”和“景”。
余华曾说，中篇小说改编比较容易，短篇、长篇则比较难。篇幅过长或过短都将增加影视改编的难度。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