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主题角度看，对比小说《高兴》和电影的不同，谁更胜一筹？
在贾平凹这四部小说中，《高兴》的改编删去了原著中大量元素，然后有选择地挑选出对小说悲剧故事中的喜剧成分进行影视化改编，使改编后的电影有了完全不同的氛围和风格。
这属于松散型电影改编，约翰·M·德斯蒙德和彼得·霍克斯称这“是指文学作品中大部分的故事元素在电影中被舍弃，并且电影中大部分元素是被替换或补充的”，这一类改编更多是借用原著的外衣来表达电影创作者的理念和意图。
小说《高兴》描写了农民为了谋生进入城市后渴望改变命运而不得的痛苦。
由于《高兴》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叙述，因而作品中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在对进城农民所思所想的挖掘上更加深刻。但文学中大量的心理描写难以在电影中顺利地完成转换，在《高兴》的改编过程中，编剧更多是删去了对这些心理活动的描写。
而在小说中，刘高兴在表面上是乐天的，但他的心理活动是愁闷又悲苦的，影视改编这样的删改使电影呈现出与小说不同的风格和氛围。
小说中刘高兴以前因为没钱而靠卖血攒钱娶老婆，但怕被感染乙肝，之后靠卖肾的钱盖了一座房子，但老婆还是没有娶到。
这些经历让高兴深刻地感受到农民的收入太少，在需要大钱的时候土地什么都给不了。对高兴而言，土地已经不再是赖以生存的地方，所以他渴望去西安，并执拗地幻想能够在西安扎根。
和高兴一起到西安的五富同高兴形成一组对比，高兴极度渴望成为西安人，而五富对农村还有很强的依恋；高兴不是自卑就是自负，而五富能够相对客观地认识自己；高兴相信神秘力量，五富面对现实；高兴心思多、失眠，五富睡眠充足；高兴长得体面，五富长得丑。
最后的结果却是，最想来西安的刘高兴还活着，被刘高兴带出来的五富却死了。刘高兴想要成为西安人的执念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他主动抛弃农村的审美，接受城市的审美。
当五富他们还在喜欢好生养的美时，刘高兴已经学会了欣赏女人的脚；他还认为，他的一只肾在一个西安人的身体里，这就注定了他就该是西安人，而那个用着他肾的人就是这世上的另一个他；
谁都知道离开习惯的地方去新的地方谋生存是艰难的，刘高兴却要将原来的名字刘哈娃改为刘高兴，他到了西安城就是要高兴；当和他相伴的五富觉得城里拘束、不自在，想要回农村的时候，他告诉五富，咱把城里的钱挣了，就要觉得城里好，就要爱它。这话不止是说给五富，也是说给他自己。
与刘高兴留在城里的执念紧紧联系的是刘高兴的痛苦。他就像这个时代的阿Q一样，用精神胜利法，用一个个神秘的解释来让自己相信日子会好起来。
但他同他身边的人一样，在城市过着最底层的生活，住着破败的“剩楼”，吃着营养不足的食物，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起早贪黑但依然看不到命运转好的希望，面对任何一点风险都没有承受能力，他们能做的努力都是靠克扣自己的身体换来的。
在小说中除了刘高兴、五富以及住在剩楼的其他几个人，作者还描写了多个一闪而过但仍有鲜明特点的底层人，比如秃子、门卫、跳楼的民工、劳务市场的女孩。
比如秃子，他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很短。其中秃子只出现过两次，他占了五富的地界后刘高兴捉弄了他，害他被收废品站的瘦猴骂出来，还被高兴以极便宜的价钱买了他收的废品。
当秃子走的时候，高兴看到“他个头高，人又瘦，害怕裤子绞到车链子里去，两条腿用麻绳子扎了裤管，腿就像两根细棍儿，腰又弯着，稀稀的几根头发在风里飘摇，我想起了冬天里我爹坟头上那些枯草”这是同情的眼睛才能看到的景象。
一方面这秃子本身确实瘦、头发少，但这些特征本身就是生活艰难的体现，并且，在最后一句中用了“飘摇”一词，飘摇的不止是头发，更是在生活没有根基随时要面临风吹雨打的底层人，最后父亲坟前枯草的联想使这一场景距离更亲近、气氛也更悲凉。
将笔触伸到西安各个犄角旮旯里尽力活着的人身上，他们的努力和与努力不对等的生活就是对那个时代的质问。
但在电影《高兴》中为了集中主题和表现力，删减了诸多与主要情节不相关的人物，比如秃子、门卫、跳楼的民工、劳务市场的女孩等。
这就缩小了影片中所展现世界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社会意义。
电影《高兴》也有其出色点，比如，贡献了荧幕上为数不多的自尊自信、积极向上、善良真诚、有梦想还能给人带来欢笑的农民形象，而不像一般的农民形象，总是带着悲苦、愚昧、顽固。而电影《高兴》中刘高兴身上的这些闪光点几乎都源自小说。
实际上小说《高兴》中刘高兴的身上有许多矛盾的特点，比如高兴看似非常乐天，甚至似乎事实上运气也很好。
比如，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自从改了名，高兴的事也真的很多。开头的几天，我们每天拾破烂能收入十五元，至后就可以升到十七十八元，我竟然连续着突破了二十元。这让池头村那条巷道的同行都不肯相信。”这个场景字面上看起来是在说高兴改名之后就真的好运来了。
但实际上，这是一本第一人称的小说，这一段话仍然是高兴自己的想法，它的真实性就不那么可靠。
这有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刘高兴的错觉，兴许是他自己骗自己的说法，总之，我们从常识可以推断出名字和运气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甚至，我们可以从之后的情节中发现，刘高兴的好运总在一些微小的事情上，而一旦刘高兴碰到坏事，他的运气在命运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刘高兴在表面的叙述上时常透露出乐天的特质，如果深究他乐天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刘高兴的心态非常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
刘高兴曾这样想“我肠胃不好，又失眠得厉害，但我并没有病倒，是我时不时就感谢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原因。比如肾，只剩下一个肾了，我就感谢剩下的肾承担了另一个肾的工作，它也是很爱听鼓励的话的，它就积极工作，我现在腰并不疼么”。
他的感谢和身体好坏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作为底层人，日常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生病，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积蓄，而购买好的医疗资源的钱对他们而言数额太大，他们面对疾病时没有抵御这一风险的能力。
因此，刘高兴所说的靠鼓励身体来保持健康，是在用最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应对他们最担心的事。小说《高兴》中刘高兴身上同时体现着表面的乐天和乐天背后的无奈与恐慌，而电影中编剧有选择地挑出了刘高兴表面乐天的部分来展示，最后组合出了一个真正高兴的刘高兴。
电影《高兴》通过对原著中元素的组合以及添加，将小说改编为一个进城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获得美好生活的故事。
在电影的片头就是刘高兴用自制飞机飞上天的情景，之后等刘高兴到了城里成为一个捡破烂的人，他平常就将能作为飞机零件的垃圾攒下来，并在业余时间画图、制作零件，经过失败之后终于在为救孟夷纯出狱的时候造好了飞机，同时拿到了救孟夷纯的钱，还意外使已经没有气息的五富“复活”，最终得到“大团圆”结局。
但电影改编仍有不足之处，也就是电影想要表达的美好主题和主要情节不相匹配。即使编剧已经删除了原著中带有悲惨意味的情节和人物，但仍然保留了小说中几个大事件作为情节发展的几个高潮。
比如说孟夷纯被抓以及五富猝死，这些事件本身仍然带有巨大的悲剧感。编剧虽然安排刘高兴通过更轻松的方式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可以看出这两件事的解决都带有明显的偶然性。
比如说，救孟夷纯的钱来自于一位跟韩大宝关系好的大老板，而这个人又是刘高兴碰巧碰到，并且那个老板碰巧新公司开张需要宣传，就连刘高兴飞机在这一天成功起飞也带着凑巧的意味。
使五富“死而复生”的方法更是离奇，五富坐在飞机上突然就醒了，之后呕吐一阵就完全病好了。这些解决方法都不太合逻辑，难免让人认为这是强行“大团圆”。电影《高兴》的这一改编特点还与小说《高兴》本身的特点有关。
小说《高兴》中的书写严格限制在刘高兴这一个人的视角中，并且有大量的心理描写，电影化改编难度较大。这是因为电影虽然有极大的空间自由，但这一自由受限于现实自由。
摄影机的镜头等于是观众的眼睛，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的投入是建立在对电影“信以为真”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否真实的评价标准是现实生活。
比如，在现实中我们无法看到别人内心的想法，只能通过对他人表情、动作、语气的判断来猜测他人的内心感受。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高兴》是一部具有改编难度的小说。小说《高兴》中的书写严格限制在刘高兴这一个人的视角中，并且有大量的心理描写，而电影的表达手段难以表现大量的心理活动。
因而电影《高兴》的改编无法像“改革三部曲”的改编一样基本贴合原著，而是需要进行大量删减，并从刘高兴的主观描述中抽取具有戏剧性的情节。
电影《高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情节和台词基本上均来自于原著却又只选择原著中积极的、有趣的一面来表现，有效地解决了第一人称小说难以改编的难点，并且情节流畅、主次分明。
只是为了达到喜剧效果而使部分情节不够合理，这种忽视真实性的做法成为该片主要被诟病的缺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