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白话文学的革命，初始阶段传世的文人，其中不少人生比作品传奇，性情比文章耐读。五四百年之后的此际，逝者的文字仿佛再也吸引不了我们细阅，化成尘封的历史文件。
张爱玲是极少数的例外。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祖师爷是鲁迅，那祖师奶大抵非张爱玲莫属。
张爱玲三字，对中华的文学发展、流派有深远的影响，也说明了她那些精致细腻的句子，人性心理阴暗之描写。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至今仍然令一代又一代的文青，津津乐道。
早些喜欢文学的人，大多都曾读过《倾城之恋》，国破家亡却成就了私密的爱意。
张爱玲相当擅长描写一些在大环境下不得不屈服的平民所发出的一些怒吼与各项的负面情感。她笔下常出现的就是那些所谓小奸小恶的市井小民；或许没什么太大的作为，却写实的就像身边常发生的真实生活情景，常能引起共鸣。
年，张爱玲笔下又诞生了一篇经典的短篇小说《封锁》。
七千多字，情节简单直接：故事发生在民初时的上海，因为其时日军占领，道路突然因事封锁了，一辆电车只得暂时停在轨道。而在这段封锁的时间里，在电车里的人交织而成所发生的故事就是通篇文章的主旨。
封锁时，全车的人在等待的期间都不得不让自己忙起来，若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他们的脑子就会开始思考，毕竟思想是件痛苦的事情。
电车上的男主角吕宗桢，一位已婚的普通打工仔，无事可做，观察电车众生相，突然发现一位可憎的表侄向自己靠近。
吕宗桢厌烦表侄，把心一横，离开原本座位，坐在一位陌生的单身女子侧旁，她叫吴翠远。吕宗桢刻意向她调情，成功令表姪知难而退，两人之间的交流没因而结束，愈演愈烈，像谈了一场伟大的恋爱，吕宗桢自觉爱上了她，吴翠远亦为他而痛哭落泪。
此时，封锁解放了。吕宗桢抽身回到原本的座位，两人之间，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只是一场梦。
张爱玲笔下，吕宗桢和吴翠远的相会，那看似急速而又相知相爱的闪电约会，也正是建基于此，因此毫无交集才敢放手一博，把所有真心话都说给一个树洞，一位陌生人。
与其说他们真的了解彼此，不如形容作各自是对方欲望的投射。
虽然文章中对于思想的论断只点到此为止，但封锁的情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若是当时上海不是由日本人控制，就不会有如此的局面。一股民族的愁绪淡淡的涌起，当时的人们为了生活做了妥协，藉由麻痹自己的思考，装作若无其事的继续上班，来逃避这现实的环境──因此思想对时人来说是件痛苦的事。
张爱玲《封锁》的精彩之处，恰恰在于她敏锐地书写了，突如其来的空间禁制怎样影响到都市众生。
小说俯瞰的视角环睹城市，强调日常生活的惯性存在，电车轨道不断地向前行进。
“抽长了，又缩短了……”隐喻永不停顿的线性时间，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这种“不会断”，指出日常生活的循环反覆。
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封锁的摇铃响起了，张爱玲用笔尖割出一条分隔日常与特殊的线，切开了两个空间。
停止了的电车，不再是代表永无休止前进的交通工具，车上的都市人生被迫急速刹车，心灵没有安全带，抛了出去。当意外打破了日常，电车变成一个暂时性脱离正常的空间，促使了众人看到、听到平日意识不了的人、事、物。
吕宗桢看着也觉得不顺眼，可是他并没有笑，他是一个老实人。
他从包包子上的文章看到报上的文章，把半页旧报纸读完了，若是翻过来看，包子就得跌出来，只得罢了。他在这里看报，全车的人都学了样，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
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一件痛苦的一件事。
吕宗桢揭开放着包子的报纸，半页铅字印在包子，他无聊得靠着这样子来看报；其他人有样学样，各自找些事情来应对空虚。
而吕宗桢却已经开始反思人生，抱怨自己的老婆，其实就是对自己生活的不满；大学英文助教吴翠远，批改作业，同时也在意识到自己得不到重视，过得毫不快乐。
在这种特殊空间，他们才有机会摆脱日常，思考人生种种，燃起之后的恋爱故事。
《封锁》让我想到一部美国的老片《土拨鼠之日》。此片中的男主角因大雪被困在小镇中，但无论他做什么，每天起床都是停留在被困在小镇的那一天。因此他每天都重复做着同样的事务，对于所有事物渐渐麻痹。即便数次寻死，隔天早上醒来又在同一张床上，听着相同的广播；无止尽的轮回与为了生存不得不面对的痛苦，让他的时间仿佛停止流动，总是重复着同一天。
这就如同《封锁》中的背景，时人欺骗自己无感地渡过这不合理的一切，也不试着去改变，就这样悲哀地重复着每天看似有意义却像行尸走肉的生活作息。
而那些不甘于如此的人或许为了改变而有了些微地反动，然则这些反动却也只存在于在封锁的时空中，他们也没有将它实现于现实中的勇气。
张爱玲《封锁》是一篇层次丰富的短篇小说，因空间改变而起，主线是吕吴之间的爱情，副线则反映了社会时代中新旧交替时之冲突。
每个大时代的来临，必然伴随新与旧的矛盾对立。功利主义及后物质，传统保守跟自由民主，如此诸种，大抵人人不论立场都能身同感受。
民国时期所涵盖的范围，远超此际，文言对白话，礼教战独立，传统和新知：鲁迅写〈狂人日记〉高叫救救孩子，巴金以《家春秋》记新青年的自决，老舍所见《骆驼祥子》反映小人物努力而不得好报，各有侧重……
而张爱玲笔下，对比其他男性作家，尽说了那一个时代之中，新时代女性的困境和辛酸。
翠远在学校里老是觉得谁都看不起她——从校长起，教授、学生、校役……学生们尤其愤慨得厉害：“申大越来越糟了！一天不如一天！用中国人教英文，照说，已经是不应当，何况是没有出过洋的中国人！”翠远在学校里受气，在家里也受气。吴家是一个新式的，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家里竭力鼓励女儿用功读书，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了顶儿尖儿上——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在大学里教书！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然而家长渐渐对她失掉了兴趣，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
单从短短几句的描述，要称吴翠远为民国新时代女性的典型，应已当之无愧。她从小用功努力，苦念英文，终于成功以知识改变命运，在神圣的教育殿堂，少数女性能够挤身的场所工作。
可是她的能力偏偏不受认可，理论上说，新价值观应是民族自强独立，却被学生批评从未出过外国读书，直接评断英文水平不足教学。
更难堪的，家人以新式教育栽培她，但旧的规范，“男有分、女有归”仍是最为重要，读再多书，其实不过是装饰罢了。
这点也能顺着去解释，张爱玲特意写了两段电车乘客围观医科学生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的简图。众人以为他是艺术家在写生，有人批评“我就看不惯现在兴的这些立体派，印象派”，又有人说：“中国画的影响。现在的西洋画也时兴题字了，倒真是东风西渐了！”
……
更值得玩味者，乃吕宗桢和她谈情说爱到最热烈时，说希望翠远当他的妾侍，而翠远竟也一时心动，为了气气自己的家人，愿意答应他的要求。
也许，新时代的来临，不代表旧规范的力量就此消失，如影随形，以各种形式随时反扑。
以至于许多学者解读张爱玲小说，都指出类似有“好人、真人”之对立。
所谓“好人”，即社会建构的身份，伴随各种规范、潜规则和价值观的限制；
相反，“真人”是脱离这些规范，自我独立，活出真我的追求。
我们的生命存在也必然有着这两者，日常空间当个好人，而在特殊空间，随时化为真人。
宗桢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在这里，他是一个男子。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
吕宗桢原本是个家有小孩，当会计师穿西装官仔骨骨，为了老婆被迫当跑腿买包的中年“老实人”，好人也。本来，像他这种身份的男人，有着重重限制，例如不应对其他女子调情。
但他在一场封锁意外而来的空间，意识到自己人生的不足，对老婆的埋怨，加重了他对同车表侄的憎恶，最后竟推使他向翠远搭讪。
如若表侄向老婆告状，气气他太太也好，吕宗桢这样想着，其实也是一再针对“好人”的身份，而在此时此地，他不愿再当。在特殊的时空，他的“真人”浮现上来了。
现代都市是一个充满陌生人的世界，相对张爱玲另一短篇《等待》中的“你也在这里吗”的古典式相遇，《封锁》中的电车，则为陌生人匿名聚集的暂时性空间——即是，不认识的，无从预测的人会上来，而又随时会下车，真正的萍水相逢。
吕宗桢和翠远的相会，那看似急速而又相知相爱的闪电约会，也正是建基于此，因此毫无交集才敢放手一博，把所有真心话都说给一个树洞，一位陌生人。与其说他们真的了解彼此，不如形容作各自是对方欲望的投射。
因此，吕宗桢会顾及自己有小孩，提出娶妾，而又说自己没钱，会“牺牲了你的前程”；翠远会认为对方最可爱，当场痛哭，其实都只是一场自编自导说服自我的悲情演出。
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
她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解除封锁的摇铃响起了，张爱玲用笔尖粘合一条分隔的线，重返日常空间。
吕宗桢抽身回到自己的座位，翠远意识到一切不过是幻梦一场。成也空间，败也空间，他们始终只是现代都市中的“好人”，双方没有多余的交集，只是一个上车又下车的陌生人罢了。
当电车重新沿着轨道向前永无休止地行驶，当循环的日常时间再次流转，当大家都有各自的身份和时间表时，一切情况又好转了……
或许，
张爱玲想表达的不仅仅是大时代的错误，也在浅斟低唱着中国人民族性的淡淡悲哀……
放在此情此景，是不是更有反思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