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
近日，分别以战前英殖香港、上海孤岛时期为时空背景的《第一炉香》《兰心大剧院》接连上映，两剧均引来两极分化的评价：推荐者认为改编剧情较好地贴合原著，还原了民国韵味，而批评者则称“民国风”徒有其形，并无真实时代的厚重。事实上，近年来民国创作、或是更广泛的“基于民国文化的创作”所掀起的，不只是历史考据的热潮，更将旅居海外的华人文学推至主流视野。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资深学者，本文作者扩展了“中国文学”的边界，提出一个问题：文学地理是否必须依附在政治的历史的地理的麾下，形成对等或对应的关系？
基于此，他引入一个新兴概念“华语语系文学”。不同于英语、法语乃至殖民台湾时期而产生的日语语系文学，华语文学的出现并没有基于权力不对等而产生的殖民色彩，而是当地居民有意无意地赓续了华族文化传承的观念，延伸了华语文学符号的创作形式，或者说展现了“华夏的声音”。
华语语系关乎的不仅是文学，更有海外的中国性问题。比如杜维明教授提出的“文化中国”的概念，不仅涵盖华人社会，更涵盖所有心向中华文化的中外友人。作者以受鲁迅影响的中国台湾作家陈映真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张爱玲”的模仿者李天葆为例，从其文学叙事探讨国族想象是如何开枝散叶，并具有无穷尽合纵连横潜力的。
本文原载《扬子江评论》，根据作者曾在复旦大学光华讲座的演讲稿改写而成，此处为节选版，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诸位思考。
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
▍前言
在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史上，“中国”这个词作为一个地理空间的坐标，一个政治的实体，一个文学想象的界域，曾经带给我们许多论述、辩证和启发。到了二十一世纪，面对新的历史情境，当我们探讨当代中国文学的时候，对眼前的“中国”又要做出什么样的诠释？而这些诠释又如何和变动中的阅读和创作经验产生对话关系？
这是一个庞大的题目。本文的动机不在于做细腻的理论分梳，而是寻求将这个问题再复杂化，以期许扩大讨论视野，引起批评声音。同时本文希望再一次试探，作为学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否还有未尽之处，有待继续开发。
本文将分成三个部分。首先陈述自从上个世纪末以来，英语世界所发展出对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学”、什么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不同论述；这些论述往往以空间定位为起点。第二个部分介绍“华语语系”论述的来龙去脉，探问在我们以大陆为坐标的“中国文学”之外，海外的最新反响。第三个部分特别提出“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这样一个命题。谁是中国台湾的鲁迅？谁是南洋的张爱玲？以此希望点明不但文学历史的动线需要不断重组，“文学地理”的疆界其实是不断变化，有待持续界定。而且正因如此，我们应该运用想象力，不断重新规划文学场域的时空范畴。
传统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从鲁郭茅到巴老曹，大师、杰作、经典，还有各种各样，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当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时，先想到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像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这些小说家；顾城、海子、翟永明、西川这些诗人。但过去六十年来在大陆以外，也有许多文学创作热切地进行着，不仅是香港台湾地区，还有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社群，还有欧美的离散作家群等。这些不同地域的中文创作尤其形成蓬勃发展的现象都被称为“华侨文学”、“海外华人文学”或者是“世界华人文学”等。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这样的分野是不是仍然有效呢？当我们谈论广义的中国文学时，要如何对待这些“境外”文学生产的现象和它们的成果呢？难道仍然需要用过去的“华文”、“世界”、“华侨”等一系列名词来定义这些作家和作品，以及他们和中国大陆文学之间的关系吗？这些关系往往基于“宗主”和“从属”、“内”与“外”、“回归”和“离散”等的对立轴线来界定。无可讳言，从民族主义、移民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定义有其依据。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如果严肃地思考文学和地理的关系时，我们是不是能够善用观察和反思能力，要求一个不同的命题：“文学地理是否永远必须依附在政治的历史的地理的麾下，形成对等或对应的关系？”这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一层意义。
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我们必须善用处理文本时的虚构能量。这虚构的能量并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而更是激发我们面对生存境遇时的对话方法。这些由文学所构筑的空间必然形成一种有别于历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所界定的地理。而也正因此，当这样一种以虚构为基准的文学空间介入到实际历史情境里，必然会产生碰撞，产生以虚击实，或以虚寄实的对话关系。这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二层意义。
回到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上所说，一般谈论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当然是以中国大陆为坐标。在一块土地上，由于人民共和国，或是过去的民国所发生的文学现象，我们名之为“现、当代中国文学”。但任何对“国家”、“文学”稍有涉猎者，其实都会了解国家文学是西方十九世纪以来，随着国族主义兴起所形成的文学表征。每一个独立的国家似乎都需要有一个国家文学作为它的代表。所以国家文学与国族地理之间的对等几乎成为约定俗成的现象。
这个现象在最近的几十年开始有了松动。从80年代以来，不论是理论上的介入、或是国际政治实际的纵横捭阖，使文学研究者重新思考国家和文学之间对等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们谈论中国文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能静下来想一想，这个“中国”是谁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时期定义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文类才能够完满地表达的中国？
中国大陆之外的华语文学也有精彩纷呈的表现。这些以中文写作的文学作品，我们到底是把它们当做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还是华侨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还是更伟大的“天下”文学的一部分呢？这个话题也许只是出自命名上的取舍而已，但仔细思考，它包含了海内和海外在国族想象和文学地理等论述角力下的成果。由此形成的紧张关系，以下将有详细讨论。我特别要提请注意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近年有什么样的新的论述方法和命名方式，可以用来作为文学研究者介入这一问题的身份、立场或者策略？
▍从文化中国到华语世界
首先介绍“华语语系文学”。这一研究在最近十年异军突起，成为有别以往的“海外”、“华侨”、“世界华文”研究的新方向。华语语系文学的英文对应是“SinophoneLiterature”。顾名思义，它的重点是从“文”的部分逐渐地过渡到语言的部分。换句话说，当代学者在讨论身份认同问题时，对海内海外、主义、性别等等因素的复杂面多有体会后，开始探问是不是能够提出一个更大的公约数，作为纵论种种不同中文或是华文写作的底线呢？“SinophoneLiterature”的提出，就是期望以语言——华语——作为最大公约数，作为广义中国与中国境外文学研究、辩论的平台。“Sinophone”是新发明的词汇，但这些年逐渐流行，意思是“华夏的声音”。简单地说，不管我们在哪儿讲中文，不管讲的是什么样的中文——好中文还是破中文，有乡音的、洋腔洋调的中文还是北京中央电视台的标准中文——都涵盖在此。但这只是广义的“Sinophone”的开始。它向内、向外所衍生出来的辩证，还有与其他语系文学研究的对话，其实是充满了政治历史和各种各样文学理念之间的紧张性。
“Sinophone”这个字的兴起，是相对以下的几种有关(殖民属性)文学或是文化的专有名词。像是AnglophoneLiterature(英语语系文学)，意味在某一历史阶段，曾经有使用英语的政治实力——一个说写英语的霸权国家——侵入世界另外一个地点，并在当地遂行以英语主导的语言、教育、文化、行政势力。这个地点也许草莱未辟，也许已有成熟的文明，但在种族文化上未必与入侵的英语霸权有所关联；但霸权国因为帝国势力、殖民主义或者各种各样经济扩张动机使然，却在当地厉行英语作为书写、沟通的工具，文化、教育的共通符号。年深日久，英语成为公用的沟通工具，一方面压抑、剥夺了在地语言文化的原生性，一方面却也正因为在地的影响，宗主国的英语也变得驳杂而“不纯正”起来。如此形成的交杂现象，从发音、文法、修辞，到广义的话语运作、文化生产，都可得见。以此类推，西印度群岛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有多年曾为英国(以及荷兰、丹麦、西班牙、美国)所统治，所以在地居民或土著因为政教文化上的相对弱势，不得不采取宗主国所硬行强加的英语(或其他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尤其是教育、传播工具。西非或者是加拿大魁北克曾经是法国的属地，于是有了FrancophoneLiterature(法语语系文学)。或者像巴西的葡萄牙语系文学，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系文学这些现象都是因为从十八、九世纪以来，扩张主义——无论是帝国的扩张主义或者是经济的扩张主义或者是殖民的扩张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后果。这些文学形式虽然使用宗主国所强加的语言，但毕竟离开那个所谓“祖国”的母体——离开英国，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已远，再加上时间、风土杂糅的结果，形成了复杂的、在地的语言表征。
Anglophone，Francophone，Hispanohone一方面提醒了我们在地文学和宗主国之间的语言/权力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正视在地的文化从事者因地制宜，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宗主国的语言文化做出另类衍伸，解释，发明。于是有了斑驳混杂的语言结果：杂糅、戏仿甚至是颠覆的创作。殖民者的话语当然占了上风，但也必须付出代价；被殖民者颠覆威权话语的力量永远蓄势待发。以往我们对殖民地语系作品总觉得不值一顾，原因无它，那是次等的，鹦鹉学舌的发声演练。可是过去二十年里，因为后殖民主义、帝国批判的兴起，这一类语言、文化现象逐渐进入批评者的眼光里。我们于是了解，没有所谓单一的、精纯的、标准的英语(或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不曾受到多样的、交杂的、不标准的英语的威胁。谈到“英语”世界，不论你自认语言是多么正宗，也必须理解英语语系世界里所产生的种种语言、文学的现象。
我们也可以谈Nipponohone，日语语系文学么？这就让我们想到台湾从年到年，有五十年的时间是受到日本殖民主义的统治。年代以后，新一代台湾人经过了教育机制的运作，开始习惯以日语作为日常表达工具。到了年代，日语创作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政治立场如何，都使用日语写作小说。台湾文学在这样情况下，至少有一部分作品成为日语语系文学。如同上述，这一日语语系文学的称呼当然具有强烈的历史批判意义：这是(日本)殖民主在殖民地所加诸台湾(或朝鲜)的一种文化霸权的结果，而在被殖民地区的作家和宗主国(日本)之间产生的关系，或是妥协、或是共谋、或是冲撞、或是嘲仿的情形，往往也可以从文学的表达上看出端倪。
现在谈到下一个问题：在SinophoneLiterature这样一个大标题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华语语系文学必须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理解呢？这是个似是而非的问题。翻开过去两百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没有强大到征服哪一个地方，然后把汉语(华语)完全带入到那个地方，形成所谓华语语系的文化现象。所以在运用此一词汇的时候，我们必须积极地反思，以帝国主义批判或是后殖民的理念作为界定这些phone的文学现象，是不是真正适用于广义的海外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我以为即使是在有限的殖民或是半殖民的情况里，海外华语文学的出现，与其说是宗主国强大势力的介入，不如说是在地居民有意无意地赓续了华族文化传承的观念，延伸以华语文学符号的创作形式。
比方说战争期间曾经被占领的上海。年代的上海，就算沦陷于日本时期，也很难让我们想象会有日语语系文学的产生；相对的，张爱玲还有其他作家的活动正是在这段期间风行一时。或者像是满洲国文学，在东北被占领，成立傀儡政权的那十几年，大宗的文学生产仍然是以中文为主。也就是说日语治理尽管已经落地生根，却还没有深入到当时满洲国的社会深层。在地的中国作家基本仍然运用中文创作。台湾的例子比较不同，因为殖民时间长达五十年，的确有利于日本政权从文化、教育机制上改变一代代台湾人的生活、语言习惯。30年代日本官方传媒笼罩岛上是不争之实。但我们也注意到，台湾仍有相当一部分文人以中文/汉语形式——如汉诗、白话中文、闽南、客家方言艺文——来延续他们对于广义中国文化的传承，并借此反射他们的抗争心态。何况民间文化基本仍然保留相当深厚的中国传统因素。所以，华语语系文学可以从帝国批判或者是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但这样的理论框架却未必全然有效。
更具体的例子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以及日后延伸出的新加坡华文文学)。马华文学的发展是一页很不容易的历史。马来西亚在年建国之前是英国属地，也曾在二战时期为日本占领，它的殖民历史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初期。英属殖民时期，马来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而属下主要居民是马来裔，我们可以说这是英语语系地区。但是马来半岛上也有大宗华人移民，他们从十八世纪以来就大批移民到马来半岛和其他南洋地区。在这样的情境下，语言交汇的驳杂性是马华社群的宿命：半岛上的华裔一定要运用故乡的官话、方言，马来社会的马来语、原住民的口语，以及殖民者的英语，来回交错，找寻适当的发言位置。但是谈到文学创作，马华社会居然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一直到今天，维持着一个生生不息的华语(汉语)文学传统，这在海外华人社会里真是难能可贵，更何况这个传统每个世代都有精彩的作品呈现。
年马来西亚建国，主要语言当然是马来语，但这个半岛上有将近万的华人仍然使用他们自己的话语。他们所来自的那个“国”早已经十分渺远，即便如此，这几百万华人却维持着族群传统文化、语言命脉，以华语(主要是汉语语系里的方言，如广东、潮州、客家、闽南、海南话)作为沟通表意的工具，并以汉文创作。从英属后殖民立场来看，马来社会应该以英语语系文学为大宗。但事实并不如此，华语语系在马华族群内一枝独秀。马华文学为华语语系文学与其他殖民语系文学之间的不同，提供了特别有力的例子。如前所述，不论是相对过去英属殖民势力，现在的马来西亚政权，我们很难说这些马华作家是在后殖民主义的驱使下，遂行他们的华语言说以及华文创作。
在华语语系观念兴起之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思考海外的中国性问题。过去二十年里，西方(尤其是华裔)学者对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明”，“什么是中国文学”有许多不同声音，所形成的辩论到今天仍然方兴未艾。其中主要代表人物至少包括以下诸位，首先必须推崇杜维明教授。杜教授提出了“文化中国”的观念：意味不论历史本身如何曲折，作为文化薪传者，我们必须维持一种信念，那就是一种名叫“中国”的文化传统总是生生不息，为华族继往开来。这个文化的中国，成为从海内到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文化中国”推而广之，更涵盖所有心向中华文化的中国人、外国人。杜教授是众所周知的新儒学大师，他心目中的“文化”想当然尔是一个以儒家道统为主轴的文化，而在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表述。无论如何远近深浅有别，归总起来，“文化中国”所产生的向心力还是令杜教授有相当自信来想象一个认知、情感和生存共同体。
其次如王赓武教授，他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随双亲移居马来西亚，之后到中国上大学，再回到马来西亚继续学业，并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新马任教。如此的经历说明了一位海外华人问学和国族认同的曲折路径。对于王教授这样的华裔学者而言，“中国性”这个观念无需扩大成为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所谓的“中国性”必须是因地因时制宜，一种在地的、权宜的中国性。这个中国性也只有当你在某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落地生根之后，把个人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信念付诸实践，与客观因素协商，才能展现出来。如此，王赓武的信念和杜维明的信念就有相异之处，因为他强调的是在地的、实践的“一种”中国性的可能；他不再去强求那个放诸四海的“文化中国”憧憬。
第三种立场可以以李欧梵教授作代表。他在年代提出“游走的中国性”。也就是说中国性不是由一个地区来实践。李教授认为，作为一个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哪怕是在天涯海角，只要觉得“我”是一个能够传承、辩证甚至发明“中国”理念的主体，哪怕多么的洋化，也毕竟能把这个“中国性”显现出来。这样的实践又跟王赓武教授的观点不同。李教授的两个关键词，“游走”和“中国性”，点出“中国性”出于个人面对世界，与之相遇的对话关系(cosmopolitanism)，以及因此形成一种策略性的位置。换句话说，李教授强调边缘的、离心的、机动的中国性，和任何一个区域为中心的中国性作出区隔。对个别主体的建构与解构是李教授说法的一大特色，反映他个人早年对浪漫主义的信念，以及世纪末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观点。
第四个例子是王灵智教授。王教授出生于福建厦门，一九四八年移居香港，并完成中学教育，之后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博士学位。60年代中期，美国反战运动和人权运动风起云涌时，他放弃自己的中东研究专业，投入华人及亚裔少数民族研究，以此成为首开先河的人物。面对中国性的问题，王教授强调“双重统合结构”(thestructureofdualdomination)，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