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小说的脚步。这句话在年显得更为合适。
科幻小说与世界。它们创造了彼此。外部世界对科幻小说的影响显然更加巨大，但科幻小说对世界的影响却更有针对性。两者扯平了。
况且，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幻的世界里，这一点毫无争议。我们周围随处可见新秩序的种种迹象：我们的生活和父辈相比大不一样，与父辈的父辈更是截然不同。生活的节奏日益加快，我们不是被它裹挟向前，就是被抛在后头。我们骑在科技这匹飞奔驰骋的骏马背上，如若冒险跃下，必然摔断脖颈。我们——或至少是大多数人——坐在起居室里观看能够移动和说话的图像。我们乘坐时速达英里的汽车奔驰在横跨大洲的宽阔柏油马路上，或是乘坐速度接近声速的飞行器在空中飞行。我们在气温可自动调节的房屋里居住，在耸入云霄的高楼里上班。我们——或至少是我们中的某些人——手里掌握着摧毁另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力量。我们——或至少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登上月球。
以上是我在四十多年前所写的话。它们依然真实，但已平淡无奇。今天我们已建造了一座空间站；我们观测到了木星、土星和海王星；我们已测绘了火星，我们的机器人探测了火星表面；在轨道望远镜的帮助下，我们扩充了对宇宙的了解，通过巨型加速器分辨出了最小的分子结构；我们克隆出了羊和猪，转而讨论是否该克隆人类；我们破解了人类基因组；我们消灭了天花这样的疾病，却又发现了足以消灭全人类的新型疾病；我们桌上使用的电脑，其运算能力足以与四十多年前那种房子大小的机器相媲美；我们在互联网上做买卖，与人交流，网络让我们能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保持联系。不管是在堪萨斯州的劳伦斯，还是纽约或上海的大街上，我们通过移动电话与人交谈，或是收发信息；有时我们通过戴在手腕上的设备就可以拍摄电子照片，并将它们即时传送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们时刻不停地从新闻媒体那里获得消息，而这些媒体在年时还压根不存在呢……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这难道不是一个科幻世界吗？
四十多年前，人们向科幻作家提出的问题已经从“你们这些疯狂的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变为“人类现已登上月球，你们还能写什么呢？”。而今，当科学技术每天都将科幻小说中的想象变为现实时，这些问题已变得无关紧要。四十多年前，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就曾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幻的世界里：宇宙飞船和核威力（以及核战争威胁），比声速还要快的飞机，抗生素，登月（在阿西莫夫看来，这是最称得上美梦成真的事了）——这些都是他和罗伯特·A.海因莱因（RobertA.Heinlein）还有其他作家在年和年代初所描写的。
……
早在年，从第一部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FiveWeeksinaBalloon）起，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就开始描写源自科学家实验室和工程师绘图板的种种奇迹。库尔德·拉斯维兹（KurdLasswitz）于年创作了《双星记》（OnTwoPlanets）；年，根斯巴克在美国创作了《大科学家拉尔夫C41+》（RalphC41+）；而更早的时候，年，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发表了《未来之事》（“MellontaTauta”）——他的书和故事描写了未来的种种奇迹，以及畅游奇妙美好、让人兴奋的未来世界的伟大旅行。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年以后，大部分人（也包括少数著名科学家）会对科幻小说当中的概念嗤之以鼻，比如比空气重的飞机、核武器和原子能，还有太空飞行等，任何涉及这些概念的作品都被认为“纯属科幻”而遭到摒弃。
儒勒·凡尔纳《大科学家拉尔夫C41+》描写了太空旅行、整容术、荧光灯、自动投币式唱机、液体肥料、扩音器、飞行器、睡眠学习、太阳能、雷达、不锈钢、微缩胶片、电视、无线电网络、空中文字1、水栽法、录音机、水上运动表演、自动售货机、夜间棒球、玻璃纤维制作的衣服、合成纤维——所有这些都写于年。
科幻小说基于这样的理念：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化，人类要么自己去适应环境，要么就让环境适应人类，否则就会走向灭亡。这正是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创作于年的畅销书《未来的冲击》（FutureShock）的主题，作者在书中写道：
变化的狂流是如此强大，它掀翻了体制，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的根枯萎。变化即未来对人类生活的入侵过程，我们必须对它加以仔细审视，不仅要从历史的宏观角度，也要从亲身经历变化的活生生的人的角度。
如今，没有人再谈什么未来带给人们的冲击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对托夫勒所谓的由“未来提前到来”所引发的“疾病”产生了免疫，而是因为变化早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不值一提。然而，在年代早期，托夫勒就指出科幻小说能够让人们对未来冲击产生免疫力。他引用了另一位“未来主义者”（这个术语在过去几十年里已为人熟知）罗伯特·詹克（RobertJungk）关于教育的一番话：
如今，人们几乎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