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被《我不是潘金莲》花样刷屏。和月初上映的《一句顶一万句》相同，《我不是潘金莲》也是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我随手翻了翻豆瓣，两部小说的评分都不低，但同名改编的两部电影，评分却连7都不到。但纵观电影史，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却也不乏好作品，比如由《动物凶猛》改编而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比如改编自《盗官记》的《让子弹飞》。倒不是我偏爱姜文，只是他大刀阔斧的改编方式赋予了电影新的生命，而到了《我不是潘金莲》，就有很多人说，冯导有些束手束脚。也有人说，一些文学作品并不适合改编成电影，改得不好，既糟蹋原著，又糟蹋电影。“原著党”与“影视剧党”的纷争一向剑拔弩张，小说与改编电影之间的天平，在这个既要“情怀”又要“票房”的时代也摇摆得越来越厉害。书改编成电影，是美丽蜕变，还是尴尬无奈？可能还真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今天小编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电影爱好者罗东，他从自己的观影体会谈了一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想了想，这两年看过的小说，好些都和电影有关系：曹保平拍了《烈日灼心》，我读了原著《太阳黑子》；姜文拍了《让子弹飞》，我读了原著小说《夜谭十记》里的《盗官记》；徐浩峰拍了《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师父》，我相当着迷，所以现在家里的书架上，摆着他的全套小说和杂文集。唯独家里那本《我不是潘金莲》，看书早于看电影，或者说是为了书，才去看电影。
能讲一个好故事的电影，多改自一本不错的小说。但小说和电影当然是两回事。作者写小说，可以任性，也必须任性，不然小说就没味道；导演要拍电影卖票，就不能太任性，要有商性，要对观众的体验负责。所以如何把小说改成电影，真是一件有难度的事儿。就因为先看过小说，所以《我不是潘金莲》的电影上映前，我就说，这电影拍不好。冯小刚和刘震云
姜文改王朔的《动物凶猛》，拍成《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里两波人茬架，但架没打起来，原因是有个德高望重的人居中调停了。这个人就是当时北京顽主的代表人物小混蛋。电影里，这个角色就是王朔客串的。如果小混蛋后来没被捅死，等他老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多半就是《老炮儿》里的六爷。六爷是冯小刚演的，他撕王思聪时，还讲自己就像电影里的六爷——事来了，我不怕。可见他心里认这个角色。那六爷是什么劲儿呢？你看：拉着许晴非要白天就办事，许晴说你是驴啊，回：“震颤酒吧，颤动一下”，就透着一股混不吝的，嘲弄式的，贫的幽默感；被小孩侮辱了，二话不说就掰手指，手黑，心狠；住院了，戳过自己面儿的兄弟来送钱，说谁脱了裤子把他露出来了，这是执拗的矫情和骄傲；外地人打听道儿，先不说道的事儿，说礼貌的事儿，礼貌的事儿没说成，也还是给指了路，这是天子脚下的优越和责任；把这些片段穿起来，一个活生生的北京爷们的形象，就出来了。
刘震云也客串过电影。我估摸你们要提《甲方乙方》了，但我想说的不是它，而是《桃花运》。
片子里葛优要费尽心思骗一个离了婚自己带孩子的女人，演这个女人前夫的，就是刘震云。
我没记错的话，刘震云有两场戏。
第一场，女人给前夫电话，说孩子病了。前夫一连串的河南话就冒了出来，没半句脏字，就把女人气得砸了手机，可见何等连珠炮式的尖酸刻薄。
第二场，前夫小媳妇身体不舒服，让女人来帮忙看看，然后送她出门。前夫本来是一副眼里只有小老婆的坏劲儿，但听女人说要重新开始后，又忍不住嫉妒地蹦出四句话：
-这么快就绷不住了？
-太不可思议了！
-你怎么觉着是温馨和惬意，我觉得是危机四伏呢？
刘震云的口音配合他那头“飘逸”的长发，还有皮笑肉不笑的嘴脸，这一幕实在可以算作《桃花运》里最大的亮点。
和冯小刚那种典型北京爷们的幽默感不同，刘震云小说里的幽默是黑色的，透着底层人民的狡黠、尖酸和刻薄。
我们知道冯小刚有大师情节。《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就连《非诚勿扰》都是他自我尝试突破的努力案例。描绘中国官场众生相的《我不是潘金莲》是个好题材。冯小刚如果把这本书挺住压力拍好了，那实现“站着挣钱”的希望很大。
可就算两个人的幽默都是皮笑肉不笑，但冯小刚拍刘震云，两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幽默掺和在一起，结果一定是拧着的。
小说与电影
从小说到电影，一定要改。
马东说姜文改过的小说，基本上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夜谭十记》里有十个故事，《盗官记》是其中之一，单独拿出来看，就是个短篇小说。
相比电影，小说情节有点平淡：
劫富济贫的土匪张麻子抓了师爷和会计，得知二人陪同上任的新县长意外落水死了，而师爷和会计冒充县长，走马上任，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
于是张麻子砍了二人，也去冒充县长。上任期间做了些好事，惩治了黄老爷为首的土豪劣绅，最后自己的事儿暴露了，被抓起来处死了。
到了《让子弹飞》，姜文让师爷陪着张麻子一起去上任，并且增加了黄老爷的狡猾和武力值。这样，故事一下子从劫富济贫变成了三国演义，相互试探、博弈，剧情一下子就立体和丰富起来。
姜文改小说，用的是加法，加的料无非几种：为了票房、为了自己的革命浪漫情怀，或是既要票子又要情怀。
曹保平改《太阳黑子》，却是做减法。
相比电影《烈日灼心》一开场就是兄弟三人强奸杀人、极富冲击力的场面，小说是娓娓道来，最后才揭示真相。小说里每个人都有丰富的故事和内心冲突，且带有强烈的宿命感。
但两个小时的电影，是不可能把这么多人物与人物交织的线索和故事都讲清楚。
小说往往像一张网，但电影要让观众看懂，就要把这张网变成一条线，需要删去很多情节。
然而有的小说可以这么改，有的小说却不能。
在《我不是潘金莲》小说里，李雪莲说到底只是个“工具”，就像一根针，遇到一个一个的人，勾勒出一幅众生相。这些人相互掣肘，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个故事。
刘震云的语言有个特点：绕。
这个绕在《我不是潘金莲》的小说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李雪莲在小说的开始想找秦玉河做个了断，让秦玉河道个歉就算了，但万万没想到秦玉河当着许多人面，说她结婚时不是处女，于是有了长达三页的心里活动：
今天之前，她折腾的是她和秦玉河离婚真假的事，没想到折腾来折腾去，竟折腾出她是潘金莲的事；本来她折腾的是秦玉河，没想到竟折腾到自己身上……
潘金莲与武大郎勾搭成奸是在于武大郎结婚之后，李雪莲与人发生关系是在结婚之前，那时与秦玉河还不认识；更何况，李雪莲并没有像潘金莲那样，与奸夫谋害亲夫，而是秦玉河另有新欢在陷害她……
如果李雪莲成了潘金莲，不管秦玉河与她离婚真假，都情有可原，谁愿意跟潘金莲生活在一起呢？
……
《我不是潘金莲》这种中国式的算计和刘震云特有的弯弯绕，实在没办法简洁地告诉观众。
但要命的是，这种复杂的内心活动是整本书剧情向前递进的基础，而不是动作与场景。
比如李雪莲第一次到北京，误打误撞遇到了老首长，老首长就在开会时提了一下这个事儿，顺便批评了一下某省没做好群众工作，其实老首长自己并没太放在心上。但当事的省长就不这么想了，他私下和秘书说了句：这是有备而来。
接着，省长的秘书揣摩：老首长本来不来，但为什么来了？为什么在省长处在升迁关键时刻提这个事儿？下面的人是怎么做的工作？
……
一连串的问题之下，李雪莲告状倒不是最重要的事儿了，所以省长发了狠，把相关负责人撤职了。
这背后的冲突和精彩不在于领导说了什么，秘书做了什么，而是秘书如何在心里揣摩领导的心思。偏偏这部分是电影语言最难表现的。
电影里，冯小刚有大段的旁白解释剧情，我估计也是考虑到这个因素，不得已为之的办法。
但即使这样，观众依然无法进入人物的情绪，甚至在观众看来，片子里每个人的决定都没有由来，反倒像是为了讲完一个故事而硬要拍下的醒木。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改编电影究竟好与不好，终究是交由市场判断的。